2014 年 11 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以立法形式将 12 月 4 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8条要求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制度体系，不过其义务承担者主要限于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第二，强调风险预防，而不是损害填补。
2.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保护原则中体现了基于风险的方法。另一种是遵从式规制策略，强调合作而非对抗，通过协商、劝说或者教育，推动规制对象产生遵从文化。基于权利的方法引入个人信息保护中的法律保障是以损害填补为主导的侵权救济。四是，预防措施的合理性。为了避免大量投诉举报带来执法压力，规制机构还需要完善配套的投诉举报处理机制，可以将基于风险的方法运用于投诉举报处理中，根据以下几项标准来选择要处理的投诉：(1)严重违法行为。
(41)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2条规定，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具体规则、标准。对规制机构而言，基于风险的方法主要体现为基于风险的规制(risk-based regulation)。现行宪法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根本法基础。
而在一种历史宪法学的视野下，对宪法精神的历史考察，更是强化宪法学回应时代命题的学科能力建设，是在历史和宪法的互动中寻找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的学术基础建设。那么，我们应从何处探寻宪法精神？前述备案审查室的解读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路。王汉斌指出在通常情况下，修宪应以前一部宪法即1978年宪法为基础。从肖蔚云、许崇德等宪法起草者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从修宪基础、宪法指导思想到宪法文本的具体表述和规定，八二宪法都贯穿着对文化大革命反面经验的总结。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就要解决政社分开，恢复设立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政府的问题。[13]关于德国战后史学重建中的费舍尔争论历史学家之争，参见孙立新、孟钟捷、范丁梁：《联邦德国史学研究——以关于纳粹问题的史学争论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三章、第五章。
肖蔚云先生指出：这里就包含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所犯的错误。[8]在此意义上，主张在宪法文本规定之外关注宪法精神，乃至将其作为合宪性审查之标准，在学理上并非没有理据。正因如此，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是法教义学中重要的解释方法，法律的解释者通过对法规范的制定背景、目的和过程的历史追溯，探知立法者希望将怎样的价值观念确立和延续下去。[22]参见张翔：《纪念鲁道夫·赫斯集会案》，载张翔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53页。
在备案审查室的权威解读中，宪法文本仍然是发现宪法精神的基础，[10]而文本外因素是辅助的，二者是皮与毛的关系。这导致人民公社的权力过于集中，其极易通过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事务，不利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张翔，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史体现了一个民族探索正义与理性的精神与过程，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去了解的历史事实。
[25]总的来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对极左错误的一次全面清算，它不仅从思想观念上，还从制度设计上全面纠正了极左路线。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应该说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两个重要论断，率先在科教领域开始纠正极左错误，为后续全面反思左倾错误奠定了基础。[60]《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第五卷），第13页。
[76]这意味着改革开放的新发展，仍应以不同方式纳入宪法。[3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载《三中全会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7-788页。[18]此外，内在于法律中的时代精神是法律发展的前提条件。[7]从文本解释中无法得出确定无疑结论之时，援引外部因素作为论证与说服理由就成为必然。摘要: 在我国推进合宪性审查的实践中，宪法精神已然成为具有规范性的审查标准。[71]反对观点认为，不信仰宗教的无神论者同样应当受到宪法保护
[73]此种改革开放的精神在八二宪法中有多方面的体现。[22]也就是说，德国基本法是全面反思纳粹暴政的时代产物，反对纳粹极权统治是基本法所书写的宪法精神。
[52]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载《三中全会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对宪法精神规范内涵的确定，需要进行历史维度的考察，解读八二宪法的时代精神。
红卫兵、造反派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随意拘禁任何公民。苗连营、陈建：《宪法与改革关系的中国逻辑》，载《江海学刊》2019年第1期。
参见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然而，经宪法修改小组反复研究，最终采纳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方案，并根据代表提出的意见，增加了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的规定。[29]这些论述同样是八二宪法起草的思想认识基础。由于此种宪法精神的贯彻几乎存在于八二宪法的每一个条文中，在本文中逐一展开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
[48]彭真强调只要保证宪法的实施，我们的国家就能比较经得起风险，经得起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破坏那样的风险。通过对于宪法精神的历史考察，可以更好地把握时代精神，并融入对宪法的理解和适用中，在新时代更好地推进宪法的全面实施。
所以宪法要有尊严，要有效力，人人应当遵守。[9]曾韬、张翔：《宪法规范力的学术建构》，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1年第3期，第40页。
这是八二宪法的历史背景，构成对八二宪法的精神进行历史解读的基本认知。这里只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加以说明： 1.强化宪法效力，保障宪法实施 基于1954年宪法未能有效实施的历史教训，许多人担心新宪法是否能够贯彻实施而真正具有法律效力。
[47]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第641页。此外，与1978年宪法将人身自由的保护和住宅不受侵犯写在一条不同，八二宪法将其分写两条，并分别加上禁止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的规定，充实了人身自由和住宅权的权利内容。在八二宪法的起草过程中，针对是否需要删除七八宪法中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议较大。[66]彭真认为，法制的前提正是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一律平等。
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又就文革发表意见：‘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从肖蔚云、许崇德等宪法起草者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从修宪基础、宪法指导思想到宪法文本的具体表述和规定，八二宪法都贯穿着对文化大革命反面经验的总结。
[75]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第122页. [76]林彦：《通过立法发展宪法》，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2期，第39页。对于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
[42]不宁唯是，通过梳理制宪史料可以发现，宪法中各项具体规定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反对文革的宪法精神，也就是肖蔚云先生所言的整个宪法都贯穿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70] 4.宗教信仰自由 1975年宪法规定公民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为四人帮破坏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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